纪念性雕塑的当代转化 ——祖拉布·采列捷利在国际公共空间中的实践与启示
引言
在中国当代雕塑研究中，关于苏联及后苏联时期纪念性雕塑的系统讨论仍相对有限。学界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多集中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阶段，而对其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路径、形式演进与国际传播机制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祖拉布·采列捷利（1934—2025）的雕塑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
作为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活跃于国际公共空间的重要雕塑家，采列捷利的作品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及国际组织所在地，其纪念碑式创作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持续产生影响。然而，在中文学术语境中，他的雕塑往往被简化为政治象征或城市景观争议对象，其造型语言、纪念性机制与公共空间策略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本文尝试从雕塑本体与公共艺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采列捷利纪念性雕塑的生成逻辑、类型结构及其国际实践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分析其如何在当代公共空间中重构纪念碑的形式效能，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视觉语言。通过这一研究，期望为中国当代纪念性雕塑与公共艺术实践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视角。
从国际公共艺术研究的视角看，纪念性雕塑在20世纪末以来在相当范围内面临合法性讨论与功能转型压力。一方面，传统纪念碑因其体量巨大、叙事单一，常被批评为权力象征的延伸；另一方面，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去中心化、去英雄化趋势，又使纪念性表达在公共空间中逐渐边缘化。在这一张力结构中，如何使纪念碑既保持公共可识别性，又避免沦为空洞符号，成为当代雕塑实践亟须回应的问题。
采列捷利的创作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他既未彻底放弃纪念碑的体量与象征结构，也未简单复制传统英雄纪念模式，而是尝试通过形式语言与空间策略的调整，使纪念性雕塑在当代公共空间中重新获得可见性与持续性。这一实践路径，为理解纪念性雕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案例。
一、从装饰艺术到纪念性雕塑：造型语言的生成逻辑
采列捷利的纪念性雕塑语言，并非直接源自传统学院派雕塑的写实体系，而是建立在其早期长期从事马赛克、壁画、珐琅等装饰性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这种跨媒介的艺术经验，使他在进入大型雕塑创作之前，已形成对“体量—立面—空间秩序”的整体性理解。
在这一生成逻辑中，雕塑不再只是独立的三维造型，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与建筑、环境和城市轴线发生关系的综合艺术形态。其作品往往强调正面性与轮廓感，造型趋向概括而非细节刻画，通过强烈的体块关系与节奏感建立视觉冲击力。这种“装饰性体量感”区别于古典纪念碑对比例与解剖准确性的执着，也不同于现代主义雕塑对抽象形式的自律追求，而是形成了一种以视觉可识别性为核心的纪念性表达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源于装饰艺术的造型逻辑，使采列捷利在面对大型纪念性主题时，天然倾向于以“立面—构架—象征单元”的方式组织形体，而非从单一人物的解剖结构出发进行塑造。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雕塑的自然主义细节，却显著强化了作品在远距离观看中的整体识别度，使其更适应城市尺度与公共空间的视觉需求。
与此同时，这种装饰性体量感也使其作品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介于雕塑与建筑之间的状态。雕塑不再只是被动地置入空间，而是主动参与空间秩序的构建，与周围环境形成稳定的视觉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期大量超大尺度纪念碑作品具有基础性意义。
正是在这一造型生成逻辑下，采列捷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区别于学院派写实雕塑的创作路径：纪念性不再依赖人物的真实再现，而是通过形式结构与象征体系的组合来实现。这种路径为其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这一特点在其早期重要纪念碑作品中已初现端倪。例如位于莫斯科的《永恒友谊》纪念碑，便通过立面浮雕、象征性人物与整体构架的结合，展现出建筑性思维与雕塑语言的融合。作品并未追求单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而是通过装饰性结构与象征元素，构建出一种面向公共空间的纪念性场域。
二、纪念性雕塑的类型学：国际公共空间中的三种模式
从类型学角度分析，采列捷利的纪念性雕塑并非零散的个案集合，而是在长期国际实践中，围绕不同公共语境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并不以风格差异为主要区分标准，而是依据纪念对象、空间属性与受众结构的不同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仍具备可理解性与象征效力。若从功能与主题出发，其纪念性雕塑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本文所称“纪念性”，主要指雕塑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体量、象征结构与空间秩序实现集体记忆的可视化与仪式化呈现。
（一）文明与人类主题的象征性纪念碑
这一类型的作品多设置于国际组织或具有全球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其核心特征在于弱化具体历史叙事，转而以高度概括的象征结构指向普遍性价值。《善战胜恶》（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雕塑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以圣乔治屠龙这一广为流传的视觉母题为基础，将现代战争符号转化为寓言式形象，使雕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均具有较高的可理解性。
在此类作品中，纪念碑不再承担单一国家历史的再现功能，而是通过明确而简洁的象征关系，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视觉标识。这种策略有效降低了文化门槛，使作品能够在国际环境中获得持续的传播力。
在这一类型中，采列捷利刻意避免复杂叙事与历史细节的堆积，而是通过高度概括的形象结构，建立清晰的价值指向。这种处理方式，使纪念碑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中能够被快速识别和解读，从而减少因历史背景差异所产生的理解障碍。就此而言，其作品更接近一种“视觉寓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再现。
（二）灾难记忆与人类共同经验的纪念碑
另一类重要作品主要聚焦于现代社会的灾难性记忆，其形式语言也相应地呈现出更为抽象与空间化的特征。《悲伤之泪》（美国新泽西州贝永，9·11纪念碑）通过巨大裂隙与悬置泪滴的对比关系，将悲痛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空间体验。作品不依赖具象叙事，而是通过体量与空缺的关系，引导观者在公共空间中完成情感投射。
从纪念性功能看，与传统英雄纪念碑不同，灾难记忆型纪念碑的核心并不在于塑造崇高形象，而在于为集体创伤提供一种可被承载的空间形式。采列捷利在这一类型中的创作，显示出其对纪念性雕塑情感维度的高度自觉。通过对空缺、裂隙与悬置结构的运用，作品引导观者在空间行走与观看过程中完成情感体验，使纪念行为从单向凝视转变为一种具有身体参与性的公共行为。
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处理方式使纪念碑从“被观看的物体”转变为一种可被体验的空间事件，为当代公共艺术中纪念性表达的转型提供了可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三）国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纪念碑
在国家历史主题的纪念碑中，采列捷利则更为强调体量、轴线与象征秩序的统一。位于莫斯科胜利公园的胜利纪念碑，便以极端高度与垂直构图，将历史叙事转化为一种空间秩序。作品通过连续浮雕与象征性顶饰，将具体历史事件整合为宏大的纪念性结构，体现出纪念碑在国家记忆建构中的仪式功能。
在国家历史主题的创作中，采列捷利并未回避纪念性雕塑所固有的权力象征问题，而是通过极端体量与高度秩序化的空间结构，将历史叙事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公共仪式。这类作品往往依托明确的轴线关系与垂直构图，使观者在身体尺度上直观感受到纪念对象所承载的历史重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创作方向在其部分极端案例中被推向边界状态，例如围绕历史人物与国家记忆展开的超大尺度纪念碑实践。这些作品在形式与城市关系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也提示了纪念性雕塑在当代语境中所面临的张力与限度。由于相关问题涉及城市美学、历史叙事与公共接受度等多重因素，本文不作展开讨论，仅将其视为理解采列捷利纪念性方法的重要边界参照。
三、宗教主题的纪念性转译：形式语言而非信仰宣示
在采列捷利的部分纪念性雕塑中，宗教人物与宗教母题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这类形象在其作品中并非作为信仰宣示的工具，而更多被视为欧洲视觉传统中高度稳定的象征资源。通过纪念碑化与公共空间化的处理，宗教形象被转译为世俗语境中的精神象征。
从形式角度看，这类作品往往采用克制而稳定的写实语言，避免戏剧化姿态与过度情绪表达，使宗教人物形象更接近公共空间中的精神象征，而非信仰对象。这种处理方式，使雕塑在保持象征深度的同时，降低了宗教题材在世俗语境中可能引发的排他性，从而拓展了其公共接受范围。
巴黎的约翰·保罗二世纪念碑（设置于巴黎圣母院后侧方向的历史城区公共空间，与圣母院形成直接的视觉关联）即体现了这一转译方式。雕塑采用写实而克制的造型语言，将宗教人物置于城市公共空间之中，使其既保留精神象征，又不脱离世俗环境。作品的纪念性不依赖宗教仪式，而是通过姿态、尺度与空间关系，完成对公共记忆的建构。
这种处理方式表明，在当代纪念性雕塑中，宗教题材可以通过形式语言的转化，进入更为广泛的公共文化讨论，而不必局限于特定信仰体系。
四、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叙事与国际传播
除宏大的纪念碑作品外，采列捷利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还创作了大量具有文化叙事性质的雕塑。这类作品往往以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为题材，通过具象而生动的群像构成，增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
法国孔东市的《火枪手》群雕，以文学经典为主题，将人物塑造与城市广场空间相结合，使雕塑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品弱化了纪念碑的庄严性，转而强调亲和力与互动性，展现出公共雕塑在当代城市中的另一种可能。
在欧洲语境中，《欧盟之父》纪念碑则通过多人物组合的方式，将抽象的制度记忆转化为可视化形象。作品并未追求个人英雄的突出，而是通过群像结构表达集体历史进程，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纪念性主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传播。
这类作品显示出采列捷利在公共艺术层面的另一种策略：纪念性并非必然与庄严、宏大相绑定，而可以通过文化叙事与日常经验的结合得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其城市雕塑实践为当代公共艺术如何在“纪念”与“生活”之间建立平衡提供了有益启示。
结语：对中国当代纪念性雕塑的启示
通过对采列捷利纪念性雕塑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风格是否被普遍接受，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在当代公共空间中持续生效的纪念性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体量与象征结构的统一，通过明确的视觉语言避免纪念碑在公共空间中的空洞化。
从更广泛的学术视角看，采列捷利的实践揭示了纪念性雕塑在当代并未终结，而是通过形式语言与空间策略的调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纪念碑不再只是历史的凝固物，而成为持续参与公共空间建构的视觉机制。这一转化路径，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纪念性雕塑的规划与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中国当代雕塑而言，相关实践提示我们：纪念性雕塑的问题并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是否建立了清晰而稳定的象征体系；公共艺术的国际传播，也并非简单的形式输出，而是对视觉语言可理解性的持续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纪念性雕塑形式与功能的再思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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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锋
在中国当代雕塑研究中，关于苏联及后苏联时期纪念性雕塑的系统讨论仍相对有限。学界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多集中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阶段，而对其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路径、形式演进与国际传播机制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祖拉布·采列捷利（1934—2025）的雕塑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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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雕塑本体与公共艺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采列捷利纪念性雕塑的生成逻辑、类型结构及其国际实践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分析其如何在当代公共空间中重构纪念碑的形式效能，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视觉语言。通过这一研究，期望为中国当代纪念性雕塑与公共艺术实践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视角。
从国际公共艺术研究的视角看，纪念性雕塑在20世纪末以来在相当范围内面临合法性讨论与功能转型压力。一方面，传统纪念碑因其体量巨大、叙事单一，常被批评为权力象征的延伸；另一方面，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去中心化、去英雄化趋势，又使纪念性表达在公共空间中逐渐边缘化。在这一张力结构中，如何使纪念碑既保持公共可识别性，又避免沦为空洞符号，成为当代雕塑实践亟须回应的问题。
采列捷利的创作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他既未彻底放弃纪念碑的体量与象征结构，也未简单复制传统英雄纪念模式，而是尝试通过形式语言与空间策略的调整，使纪念性雕塑在当代公共空间中重新获得可见性与持续性。这一实践路径，为理解纪念性雕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案例。
一、从装饰艺术到纪念性雕塑：造型语言的生成逻辑
采列捷利的纪念性雕塑语言，并非直接源自传统学院派雕塑的写实体系，而是建立在其早期长期从事马赛克、壁画、珐琅等装饰性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这种跨媒介的艺术经验，使他在进入大型雕塑创作之前，已形成对“体量—立面—空间秩序”的整体性理解。
在这一生成逻辑中，雕塑不再只是独立的三维造型，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与建筑、环境和城市轴线发生关系的综合艺术形态。其作品往往强调正面性与轮廓感，造型趋向概括而非细节刻画，通过强烈的体块关系与节奏感建立视觉冲击力。这种“装饰性体量感”区别于古典纪念碑对比例与解剖准确性的执着，也不同于现代主义雕塑对抽象形式的自律追求，而是形成了一种以视觉可识别性为核心的纪念性表达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源于装饰艺术的造型逻辑，使采列捷利在面对大型纪念性主题时，天然倾向于以“立面—构架—象征单元”的方式组织形体，而非从单一人物的解剖结构出发进行塑造。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雕塑的自然主义细节，却显著强化了作品在远距离观看中的整体识别度，使其更适应城市尺度与公共空间的视觉需求。
与此同时，这种装饰性体量感也使其作品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介于雕塑与建筑之间的状态。雕塑不再只是被动地置入空间，而是主动参与空间秩序的构建，与周围环境形成稳定的视觉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期大量超大尺度纪念碑作品具有基础性意义。
正是在这一造型生成逻辑下，采列捷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区别于学院派写实雕塑的创作路径：纪念性不再依赖人物的真实再现，而是通过形式结构与象征体系的组合来实现。这种路径为其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这一特点在其早期重要纪念碑作品中已初现端倪。例如位于莫斯科的《永恒友谊》纪念碑，便通过立面浮雕、象征性人物与整体构架的结合，展现出建筑性思维与雕塑语言的融合。作品并未追求单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而是通过装饰性结构与象征元素，构建出一种面向公共空间的纪念性场域。
二、纪念性雕塑的类型学：国际公共空间中的三种模式
从类型学角度分析，采列捷利的纪念性雕塑并非零散的个案集合，而是在长期国际实践中，围绕不同公共语境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并不以风格差异为主要区分标准，而是依据纪念对象、空间属性与受众结构的不同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仍具备可理解性与象征效力。若从功能与主题出发，其纪念性雕塑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本文所称“纪念性”，主要指雕塑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体量、象征结构与空间秩序实现集体记忆的可视化与仪式化呈现。
（一）文明与人类主题的象征性纪念碑
这一类型的作品多设置于国际组织或具有全球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其核心特征在于弱化具体历史叙事，转而以高度概括的象征结构指向普遍性价值。《善战胜恶》（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雕塑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以圣乔治屠龙这一广为流传的视觉母题为基础，将现代战争符号转化为寓言式形象，使雕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均具有较高的可理解性。
在此类作品中，纪念碑不再承担单一国家历史的再现功能，而是通过明确而简洁的象征关系，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视觉标识。这种策略有效降低了文化门槛，使作品能够在国际环境中获得持续的传播力。
在这一类型中，采列捷利刻意避免复杂叙事与历史细节的堆积，而是通过高度概括的形象结构，建立清晰的价值指向。这种处理方式，使纪念碑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中能够被快速识别和解读，从而减少因历史背景差异所产生的理解障碍。就此而言，其作品更接近一种“视觉寓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再现。
（二）灾难记忆与人类共同经验的纪念碑
另一类重要作品主要聚焦于现代社会的灾难性记忆，其形式语言也相应地呈现出更为抽象与空间化的特征。《悲伤之泪》（美国新泽西州贝永，9·11纪念碑）通过巨大裂隙与悬置泪滴的对比关系，将悲痛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空间体验。作品不依赖具象叙事，而是通过体量与空缺的关系，引导观者在公共空间中完成情感投射。
从纪念性功能看，与传统英雄纪念碑不同，灾难记忆型纪念碑的核心并不在于塑造崇高形象，而在于为集体创伤提供一种可被承载的空间形式。采列捷利在这一类型中的创作，显示出其对纪念性雕塑情感维度的高度自觉。通过对空缺、裂隙与悬置结构的运用，作品引导观者在空间行走与观看过程中完成情感体验，使纪念行为从单向凝视转变为一种具有身体参与性的公共行为。
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处理方式使纪念碑从“被观看的物体”转变为一种可被体验的空间事件，为当代公共艺术中纪念性表达的转型提供了可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三）国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纪念碑
在国家历史主题的纪念碑中，采列捷利则更为强调体量、轴线与象征秩序的统一。位于莫斯科胜利公园的胜利纪念碑，便以极端高度与垂直构图，将历史叙事转化为一种空间秩序。作品通过连续浮雕与象征性顶饰，将具体历史事件整合为宏大的纪念性结构，体现出纪念碑在国家记忆建构中的仪式功能。
在国家历史主题的创作中，采列捷利并未回避纪念性雕塑所固有的权力象征问题，而是通过极端体量与高度秩序化的空间结构，将历史叙事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公共仪式。这类作品往往依托明确的轴线关系与垂直构图，使观者在身体尺度上直观感受到纪念对象所承载的历史重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创作方向在其部分极端案例中被推向边界状态，例如围绕历史人物与国家记忆展开的超大尺度纪念碑实践。这些作品在形式与城市关系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也提示了纪念性雕塑在当代语境中所面临的张力与限度。由于相关问题涉及城市美学、历史叙事与公共接受度等多重因素，本文不作展开讨论，仅将其视为理解采列捷利纪念性方法的重要边界参照。
三、宗教主题的纪念性转译：形式语言而非信仰宣示
在采列捷利的部分纪念性雕塑中，宗教人物与宗教母题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这类形象在其作品中并非作为信仰宣示的工具，而更多被视为欧洲视觉传统中高度稳定的象征资源。通过纪念碑化与公共空间化的处理，宗教形象被转译为世俗语境中的精神象征。
从形式角度看，这类作品往往采用克制而稳定的写实语言，避免戏剧化姿态与过度情绪表达，使宗教人物形象更接近公共空间中的精神象征，而非信仰对象。这种处理方式，使雕塑在保持象征深度的同时，降低了宗教题材在世俗语境中可能引发的排他性，从而拓展了其公共接受范围。
巴黎的约翰·保罗二世纪念碑（设置于巴黎圣母院后侧方向的历史城区公共空间，与圣母院形成直接的视觉关联）即体现了这一转译方式。雕塑采用写实而克制的造型语言，将宗教人物置于城市公共空间之中，使其既保留精神象征，又不脱离世俗环境。作品的纪念性不依赖宗教仪式，而是通过姿态、尺度与空间关系，完成对公共记忆的建构。
这种处理方式表明，在当代纪念性雕塑中，宗教题材可以通过形式语言的转化，进入更为广泛的公共文化讨论，而不必局限于特定信仰体系。
四、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叙事与国际传播
除宏大的纪念碑作品外，采列捷利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还创作了大量具有文化叙事性质的雕塑。这类作品往往以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为题材，通过具象而生动的群像构成，增强公共空间的参与性。
法国孔东市的《火枪手》群雕，以文学经典为主题，将人物塑造与城市广场空间相结合，使雕塑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品弱化了纪念碑的庄严性，转而强调亲和力与互动性，展现出公共雕塑在当代城市中的另一种可能。
在欧洲语境中，《欧盟之父》纪念碑则通过多人物组合的方式，将抽象的制度记忆转化为可视化形象。作品并未追求个人英雄的突出，而是通过群像结构表达集体历史进程，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纪念性主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传播。
这类作品显示出采列捷利在公共艺术层面的另一种策略：纪念性并非必然与庄严、宏大相绑定，而可以通过文化叙事与日常经验的结合得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其城市雕塑实践为当代公共艺术如何在“纪念”与“生活”之间建立平衡提供了有益启示。
结语：对中国当代纪念性雕塑的启示
通过对采列捷利纪念性雕塑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风格是否被普遍接受，而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在当代公共空间中持续生效的纪念性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体量与象征结构的统一，通过明确的视觉语言避免纪念碑在公共空间中的空洞化。
从更广泛的学术视角看，采列捷利的实践揭示了纪念性雕塑在当代并未终结，而是通过形式语言与空间策略的调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纪念碑不再只是历史的凝固物，而成为持续参与公共空间建构的视觉机制。这一转化路径，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纪念性雕塑的规划与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中国当代雕塑而言，相关实践提示我们：纪念性雕塑的问题并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是否建立了清晰而稳定的象征体系；公共艺术的国际传播，也并非简单的形式输出，而是对视觉语言可理解性的持续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纪念性雕塑形式与功能的再思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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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奥多罗娃 M. V.祖拉布·采列捷利海外周年纪念个人展览[J].欧亚艺术, 2019, 4(15): 4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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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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